1959年4月，北京即将召开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关于陈明仁是否携带武器入会的传言在后来的讨论中颇具戏剧性。尽管电话、密令和安保人员等因素编织出一个引人注目的故事，但根据已知的历史资料，关于“贺龙夜间指示迟浩田不准陈明仁带枪”的具体情况，缺乏有力的证据支持。历史写作不仅要关注故事的生动性，还需追问其真实性及出处。

此次会议于4月18日开幕，5月11日闭幕，代表们来自不同地区和民族，会议的安全性和秩序自然受到重视。参加会议并不意味着可以随身携带私人武器，尤其是非执行护卫任务的人员。在这种氛围下，陈明仁的经历使得传闻显得更为可信。他曾在国民党军中任职，经历了抗日战争及国共内战，而后在长沙起义中选择和平解放，转入人民解放军，并在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虽然陈明仁身为旧军队的高级军官，可能会有佩枪的习惯，但在国家会议场合，这种习惯是不可接受的。军人在执行任务时可以佩枪，但不能将其视为个人物品带入会议。此外，贺龙与迟浩田的关系值得注意。贺龙作为重要领导人，年纪更大，而迟浩田当时年轻。虽然两人的角色设定合乎逻辑，但依然缺乏历史证据。

陈明仁在会议中的身份已然转变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高级军事干部和全国人大代表，他需遵循会议的相关规定，这并不与他的历史身份产生冲突。而若他确实携带了武器，安保人员按要求暂存或收缴是正常的安保程序，并没有必要解读为个人之间的较量。

这种传说持续流传，部分原因在于陈明仁的经历与身份的鲜明反差，曾经的老将军在新的制度下需要放下武器。这样的对比吸引眼球，但容易将制度的变化误读为个人矛盾，而安全规定被过度解读为特殊命令。

对于陈明仁与新中国的关系，更加重要的是他作为起义将领的转变与责任。在会议上，保安工作有严格的程序，未必需要贺龙特别指示，所有负责安全的人员都应当遵守同一条规定。因此，“不能带枪”可能是常识，而非针对陈明仁的个人命令。

综上所述，关于此事件的传闻应作为流传的轶事进行审视，而不应视为成熟的历史事实。可以确认的是，在1959年，陈明仁以国家高级军事干部和全国人大代表的身份参加了会议，至于有关深夜指示及现场交枪的细节，仍需持有必要的怀疑态度，直到有确凿的来源出现。